今年46岁的王登明，曾经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职员，工作之余他喜欢炒股，而且在1997年，王登明就在股市里投入了一百多万元。王登明还有一个嗜好，特别爱打麻将，出手特别大方。玩麻将上万元对他来讲并不是非常在乎。给别人的印象是非常有钱。

　　王登明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工作主要是收发信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两千多块钱，妻子挣钱也不多，孩子正在上学，家里再没有其它收入了。那么，王登明炒股的一百多万元是从哪儿来的呢？

　　2000年深秋的一天，两位检察官来到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王登明涉嫌贪污五万四千块钱，把他带回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第二天，王登明被批准逮捕。2000年12月28日，王登明涉嫌贪污案被移送到了西城检察院公诉二处，准备对其提起公诉。

　　负责对王登名涉嫌贪污一案提起公诉的是宋高金春检察官，凭着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发现案卷中有两个疑点。1997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向北京某邮局支付了一百多万的邮费，那么，王登明从邮局提走的5万4千块钱是不是从保险公司的这笔邮费中提取的呢？王登明没有交代；同时，谁也说不清楚另外九十多万元邮费的下落。

　　2001年元旦过后，检察官来到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调查了王登明的个人情况。听说王登明涉嫌贪污公款，很多同事都不相信。因为贪污都是管财务的一些财务人员或者一些有实权的领导，像他这么一个机要员，他怎么能贪污呢？

　　在单位领导和同事眼里，王登明是个老实人。保险公司的部门很多，有大量的邮件需要投递。每天下班前，王登明都会把邮件整理好，送到固定的邮局，每个季度跟邮局结算一次邮费。这份工作很枯燥，但王登明一干就是好几年，而且从来没有出过错，在单位里的口碑很好。这样一个人会贪污公款吗？

　　第二天，高金春来到看守所，第一次提讯了王登明。王登明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老实憨厚，讯问中他始终是一脸委屈，当检察官问到他是否涉及贪污时，王登明说他只从邮局拿过不到一万块钱的提成，自己根本没有贪污公款，是检察机关冤枉了他。难道说有人恶意举报，陷害王登明吗？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的规定，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但是，高金春不同意撤回起诉。因为在1997年，王登明用自己和家人的名字开了三个股票账户，他曾经多次向账户中注入资金，其中，王登明最多的一次投了整整20万。当时他的月收入也就是两三千块钱，股票账户中有一百多万元的资金，这种情况不正常。

　　2001年1月16日，检察官再次提讯了王登明。这次，高金春问起了王登明股票账户里一百多万元的来历。王登明说，一百多万是炒股挣来的。但是这话骗不了检察官。因为高金春办理过多起和股票有关的经济案件，非常熟悉股票常识。如果按照王登明所说，他卖掉旧股买新股的话，账户上应该显示平仓。只有往股票账户里存入现金，账户上才会显示现金转入。而且1997年，王登明全年的工资奖金加起来也不过四万多，他炒股的本钱从哪儿来呢？王登明说，他在1997年一月到四月倒邮票，四个月挣了四十多万。

　　检察官在调查王登明时，从他家里找到了一些邮票和纪念封。由于王登明经常和邮局打交道，收集邮票也很正常。可是，高金春发现，王登明说倒邮票挣了四十万纯粹是天方夜谭。因为王登明根本不懂邮票常识，就连自己卖过哪些邮票，他都说不上来。王登明见自己的理由被一一戳穿，干脆闭口不答了。王登明究竟在隐瞒什么呢？

　　1988年，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体制改革，分成了三个保险公司。当时，王登明留在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负责邮寄信件和结算邮费。检察官调出了保险公司1997年的财务账目，找到了邮费支出的记录。中保公司从1996年12月到1997年12月，分五笔共支付给邮局预付邮费113万元。随后，检察官又调取了邮局1997年的账目，希望从中找到113万邮费的下落。可是，邮局的账目中没有113万元邮费的入账凭证，难道这笔钱没有进入邮局吗？同时，检察官发现，1997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全年的实际邮费才16万块钱，而且还是用1996年结余下来的钱支付的。那么，保险公司1997年预付的一百多万元究竟去哪儿了呢？

　　在邮局调查时，邮政储蓄柜台引起了高金春的注意，那一百多万元会不会进了邮政储蓄呢？检察官立刻调出了邮政储蓄1997年的账目，找到了五张有王登明签字的取款单，被取走的钱一共是85万元。可是，签名的字体各不相同，难道是有人冒充王登明把钱取走了吗？检察官立刻把五张取款单送到了技术部门做笔迹鉴定。

　　2001年4月21日，笔迹鉴定的结果出来了，其中一张22万元的取款单上确实是王登明的签字。就在当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和司法局联合发布了《“严打”整治通告》，凡是在2001年7月31日之前投案自首的犯罪分子，主动坦白犯罪行为，可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两天后，检察官第三次提讯了王登明，高金春向王登明出示了有他签字的那张22万元取款单和笔迹鉴定书，审讯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一直默默无语的看着检察官，高金春也一直注视着他。足足过了二十分钟，王登明开口了。他说：“我想坦白，我拿走了保险公司的预付邮费22万元，拿钱是借邮局的”。几天后，高金春找到邮局的领导核实情况。邮局领导说，王登明从来就没找他借过钱，那22万是保险公司的公款。那王登明为什么把公款存进个人账户呢？

　　邮局的领导解释说，当时邮局为了完成邮政储蓄存款的任务，他找到王登明，跟他商量说能否从人保集团公司，以支付预付款的形式将款打到邮政储蓄账户上，帮忙完成储蓄任务。王登明同意了。1997年，邮局先后发出了五份通知，要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预付邮费113万元。可实际上，只有28万元转入了邮局财务，其余的85万公款全都落进了王登明开在邮政储蓄的个人账户。每次结算日刚过，王登明就会从储蓄柜台提走现金。但只在第一次取走22万元现金时，王登明签过自己的名字，其余的63万元都是他找人代签的。没过两三天，王登明的股票账户就会有现金转入。2002年1月24日，检察机关以涉嫌贪污公款85万元，对王登明提起了公诉。在法庭上王登明说，他拿公款去炒股应该属于挪用，不应该是贪污。但是检察官认为，保险公司的预付邮费已经被王登明占为己有，王登明的行为根本不是挪用，而是贪污。

　　2002年6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被告人王登明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王登明提出了上诉。半个月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登明贪污案审理终结后，西城检察院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提出了检察建议，督促企业加强了财务管理。

　　从1997年的王登明到后来的刘建海，说明一些单位在处理邮寄业务方面的财务漏洞一直存在。这些单位基本都是采用月总付邮资的方式和邮局结帐。而邮局一般不会出具邮寄信件的明细帐单。我希望各单位以此案为鉴，赶快查查是否还有类似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