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不一，各地农业风险程度也不同，应该说，这两点是农业保险公司在机构扩张时遇到的最大难题。”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相关人士说。2月20日，保监会通过了安信浙江分公司的筹建申请。

　　牌照虽到手，两大难题的解决却仍然需要安信倾尽全力。首当其冲的将是，能否享受到来自异乡财政的补贴？“我们会尽量争取当地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若补贴有限，公司将考虑开战商业化运作模式。”对于目前与浙江省相关政府沟通下来的近况，上述人士并未提及。或许，对于刚刚完成增资扩股的安信来说，财政补贴这个问题并不会对其扩张造成太大的困扰。

　　然而，对于资本金并不怎么雄厚的其它同业来说，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近来在机构扩张上动作频频的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国内惟一一家外资农业保险公司的安盟都曾遇到过这样的难题。其中，由于政府补贴不足和发展模式不适，安盟在成都安营扎寨三年，一直深陷亏损窘境。

　　参与多次地方农业保险调查的首都经贸大学保险学系主任庹国柱教授告诉记者，“由于某些地方政府对财政补贴紧持‘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态度，农业保险公司在异乡的展业初期多少有点不顺。这时候，资本实力不怎么强大的农业保险公司，就要力争让当地政府意识到农业保险公司服务当地的关键事实。”

    有观点认为，每个地区的农业保险采取何种模式经营，都是根据当地经济和农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的，一家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环境的农业保险公司，未必就能在其他省份立足。相对来讲，苏浙两省由于经济水平与上海相当，且位置相近，因此，上海安信的农业保险模式在上述两省具有可复制性。

　　然而，即便是两个同在一省的城市，农业生产的风险因子也可能呈现迥异。“解决财政补贴这个难题之后，对各区域风险进行区划，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庹国柱告诉记者，就拿义乌和温岭两个城市来说，虽然同属于浙江省，但义乌这个区域的农作物灾害风险类似于上海，而台风重灾区温岭的农作物灾害风险却完全不同。

　　由于农作物灾害风险在各区域内存在差异性，这使得保证农作物保险经营稳定的大数法则的风险同质性难以满足，在各区域采用较为公平的保险费率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庹国柱说，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农作物区域产量风险进行评估，并结合其他风险因素对农作物的生产区域进行合理的风险区划。

　　据记者采访了解，目前，北京市农业及保险领域的监管机构、专家学者等已就风险区划进行了研究探索，并根据研究结果，对北京各区县执行不同的农业保险费率进行了尝试。除北京外，国内其它省市下辖的各区域仍执行相同的费率标准。